四年级，班里来了个支教老师，叫林知夏。
我们村从没见过这样的老师，皮肤白皙，头发松松地扎在脑后，说话的声音也很温柔。
村里妇女们常在井边议论：“城里来的娇小姐，待不了几天就得跑。”
可林老师一待就是好几年。
那时候外婆的风湿病越来越严重，夜里总能听见她压抑的呻吟。
爸妈寄来的钱除去买药，就只够买最便宜的米面。
于是我再次打电话找他们多要一点生活费。
可每次都显示无人接听。
后来我又试过几次。
有时是清晨，想着他们还没上班；有时是深夜，算着该下班了。
但电话那头永远只有那个礼貌的女声，一遍遍告诉我“无人接听”。
直到立冬那天，我搓着生冻疮的手从学校回来，看见外婆正对着电话抹眼泪。
她看见我，慌慌张张地挂断。
“小余啊，你妈说，妹妹要上幼儿园了，城里开销大……”
那天之后，我再没碰过那台手机。
北方的冬天刺骨的冷。
为了节省开支，我穿着不合身的棉袄，连手套也舍不得买。
那天早上，我缩在教室最后一排，手上长出好几个冻疮。
林老师走过来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轻轻放下了一双米色的毛线手套。
“借给你戴。”她蹲下来，轻声说：“等春天到了再还我。”
手套很新，带着淡淡的香味。
我把手伸进去的瞬间，温暖的触感让冻疮刺痒起来。
放学后，林老师跟着我回了家。
她看见外婆躺在床上咳嗽，二话不说就挽起袖子生火做饭。
她一边熬粥一边说：“我妈妈教过我，白粥里加一点陈皮，对咳嗽好。”
从那天起，林老师经常来。
有时候带一袋苹果，有时候是几本旧书。
除夕夜那天，她拎着一袋速冻饺子来敲门。
外婆难得精神好些，三个人围着冒热气的锅子，听窗外零星的鞭炮声。
林老师突然从包里掏出个扎着蝴蝶结的盒子，笑着对我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
我愣住了。
没人记得我的生日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。
盒子里是支钢笔。
屋外又开始下雪了。
我听着外婆均匀的呼吸声，把钢笔贴在胸口。
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发芽，暖暖的。